与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不同,鲍斯是该党内少有的激进分子。在38年初当选国大党主席后,鲍斯就着手建立一个民族计划委员会,提出“重建印度,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国家工业化”等国大党新的经济纲领,形成同甘地那种以手工纺车为代表的消极经济主张之间的尖锐对立。鲍斯的这一经济主张,遭到了国大党内部保守集团的强烈反对,但鲍斯并没有被压服,他一方面为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辩护,一方面仍继续在印度各地宣传,动员群众,为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做准备。
在38年底,鲍斯提出的一项旨在实现印度完全独立的激进行动计划,使国大党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再难调和。尽管在39年初,鲍斯击败了甘地支持的右派领袖帕达比?西达拉马亚,再度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却遭到了甘地的带头反对。整个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除一人外,全部拒绝与鲍斯合作并集体辞职。
无奈之下,鲍斯于4月份辞去国大党主席一职,并于6月组织“前进集团”同甘地的国大党决裂,准备把全印度的激进派别都集中在这一集团里,继续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作为决裂的代价,鲍斯也被国大党开除了党籍。
打败英国人的人民军进占山南已经有一年多,民众党的主张鲍斯也听人说过一些,加上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又从新疆方向陆续获得来自民众党的帮助,因而在二战爆发后,信奉“敌人的敌人是”的鲍斯便想到人民军占据的吉大港等地寻求民众党对其反英运动提供支持。
在原本历史上,鲍斯是在40年7月因反英活动再次被监禁,并在41年初寻机逃出加尔各答,经阿富汗抵达莫斯科,寻求斯大林对其反英运动的支持。遭到拒绝后,鲍斯又经德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帮助,去柏林寻求支持。其后,鲍斯在二战中因投靠德、日而招致骂声一片,甚至后世曾有人将其比作“印度的汪兆铭”。
但实际上,这个比方是不恰当的。汪兆铭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二号人物卖身投敌而成为“汪逆”的,其卖国求荣损害的是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
而鲍斯只是一个谋求实现印度独立的激进分子,反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且印度当时并非主权国家,鲍斯的行径也就谈不上卖国。
至于印度的民族利益,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与在日本所许诺的帮助下实现印度独立相比较,鲍斯的选择虽有让人诟病的地方,但却也不是汪兆铭可比。在后世,印度国会议事堂前钱德拉?鲍斯与甘地、尼赫鲁的肖像并列,就可见其在印度的评价究竟如何。
对于林成楼、陈致远报告的鲍斯寻求民众党、人民军支持其反英的情况,赵振中虽有些意外,却也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人民军此前在山南虽然与英国当局签订了协议,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但那只是就实际控制去达成的停火协议,与该区域权属确认问题无关。
若只从权属问题考虑的话,民众党只需将来与英国人达成协定就够了,但若想让把山南纳入中国的版图并使周边地区接受、尊重这一事实,那民众党还要在印度、缅甸当地的政治势力下番功夫,最低程度也要避免临近地区出现**势力。
事实上,赵振中此前通过马步芳对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提供帮助,也是为了使印度当地穆斯林力量承认民众党、人民军在山南存在的现实,通过缓和并加强与穆斯林联盟间的关系,为将来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打下基础。而钱德拉?鲍斯现在到吉大港寻求支持,则为民众党将来发展对印关系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而就近期来说,通过扶持以真纳为代表的穆斯林势力,以及鲍斯为代表的印度教徒反英势力,换取其双方对人民军进占山南的认可,并加强对这两个势力的影响力,至少能使民众党将来在对英谈判中掌握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大的利益。
“老赵,以承认换支持,这法子确实不,可我觉得似乎有些熟悉呢?”周明远在听了赵振中的设想后,挠头说道。
“山南问题可不是台湾问题。台湾是想分离出去,而山南是要纳入我国版图。”赵振中笑道,“将来我们建国后,外国要和我们建交,首先就要承认山南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这个承认主要是做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看的,省得它们制造麻烦。”
“我说呢!”周明远恍然,又道,“马步芳是穆斯林,去真纳那边没问题,我们现在可没印度教徒能派给鲍斯!”
“我们这次不派人,只提供一些物资供其反英即可!另外,对于鲍斯的求助,交由山南委员会的林成楼、陈致远代表我党、我军出面解决。”赵振中摇了摇头,又接着着说道,“穆斯林人口在印度当地属于少数,真纳他们现在又以印度西北几个省份为主要活动区域,我们提供的帮助多一点只会对我国将来有利。而印度教徒人口太多,若在山南周边扶持起一个强大的印度来,那不符合我国长远利益!不管是现在扶持反英势力,还是将来对印、巴的区别对待,我们只牢记‘扶弱抑强’便是!”
赵振中这边确定了应对鲍斯的方略,又给林成楼、陈致远发去了明确指示,林、陈二人也就清楚了该如何处理。
鲍斯抵达吉大港并与人民军接洽上后,就在等待和参观中度过了几天。在短短几天里,鲍斯通过翻译人员的介绍,耳闻目睹了吉大港在人民军控制下已恢复生机和繁荣的现实,初步了解了民众党、人民军的有关情况,对此行的信心也明显提高了不少。
不过,当9月12日,鲍斯与民众党山南负责人林成楼、人民军山南战区司令员陈致远会谈时,双方的条件列明后,他多少还是有些犹豫。除了民众党因不通印度当地民众语言和习俗而无法派出人员协助外,令鲍斯感到有些为难的是林、陈二人所提出的山南权属承认问题。
对于山南的权属问题,民众党从历史、文化、人种、现实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有较强说服力的主张。
从历史上看,阿萨姆地区本就不是印度固有领土,而是英国人自缅甸手中夺取的、被缅甸灭亡的阿洪王朝故地。而这个阿洪王朝乃是中国云南一带的傣族在1228年迁移到阿萨姆当地并统一当地部族后建立的。与中国具有历史渊源。
从文化上来看,阿萨姆当地居民的传统与中国云南一带傣族民众存在非常多的相似性,其使用的文字也汉字异读发展而来,属于中华文化圈。
从人种来看,阿萨姆当地居民与中国民众同属黄色人种,与印度当地的棕色人种有本质不同,也与伊斯兰教人口有极大差别。
从现实来看,人民军进入山南时,除了剩余不多的阿萨姆本地居民外,并未见到穆斯林或是印度民众,人民军占领的是疫情爆发后被英国人弃置的、处于无主状态的“死地”! 民众党在消除山南地区疫情、开发当地上付出了极大代价,是不可能再把这一区域拱手送人的!
而且,出于对英斗争的需要,卡西山地以南、加尼尔河与梅克纳河以西、布拉马普特拉河以东的那片疫、鼠、洪多灾并存的三角“绝域”将作为缓冲警戒地带而纳入人民军的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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