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两个根据地都开始实行身份证管理，16岁以上男女必须办理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并非后世那种卡片式的，而象护照，是一小本子。里面登记着持证人的年龄、住址等个人状况，有彩照并加盖钢印。在持证人离开居住地的乡镇或县外出时，必须要到管理部门加盖注记，而在进入居住地以外的乡镇或县时，也同样要加盖注记。若是没有身份证或是有证但往来时没有登记，那就等着被查三代吧。

原本历史上，彩色胶卷是柯达公司于35年发明的。当时的胶卷，感光颗粒还是有些大，照片显色有些失真，加上相纸粗糙，也就与后世的彩照相差较远。

在这个时代，因赵振中29年去美国时就特意关照过周恬、周昊，要他们跟踪柯达的研究，并发展的胶卷、摄影器材产业，经过几年努力，华美公司在32年就于实验室里捣鼓出了彩色胶卷，并将相关设备和研究成果转移到了国内。到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生产的胶卷、相纸，在质量上已处于这个时代的顶尖水平。

有了彩色胶卷和摄影器材，加上已实行几年的以村为单位的治安联防和户口登记制度，在沂蒙、西北建立完备的身份证管理制度就水到渠成了。

这种严格登记管理的身份证制度，虽然增加了安全部门的工作量，但却极为有效。毕竟，35年的时候，柯达彩色胶卷刚刚面世，国内其他地方可是连彩照都没见过。

严格管理之外，国内各方势力能力不足也是沂蒙、西北能保住核心机密的另一原因。

作为后世军统前身的力行社及力行社下层机构复兴社，分别成立于32年3月和33年3月，要想让该组织跨越时空管到32年之前的事那是不可能的。该社成立之后，就把注意力放到关系党国生死存亡的中共和华北日军身上。加上初创阶段，力行社或复兴社并没有精力关注贫瘠、落后又地处偏远的西北。

而老蒋为了制衡贺衷寒，又在33年7月扶持康泽在力行社内自成一派，打开了力行社及复兴社内部派系争斗的阀门。

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力行社干将邓文仪被免去老蒋侍从秘书职务，力行社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被解散。此举标志着力行社的极盛而衰。也就是说，在成立后短短两年左右的里，力行社就走上了下坡路而在34年8月前，后来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戴老板，手下不过才145人，戴老板本人还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对沂蒙、西北如何。

实际上，力行社及其下属机构，虽然在配合老蒋围剿中共根据地上出了不少力，但这个时候的力行社在渗透方面能力实在不怎样。何梅协定的时候，日本方面就专门要求，中方要把蓝衣社撤离华北。这看上去似乎别称“蓝衣社”的力行社能力不小，已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但实际上，让敌对方面如此关注，已表明力行社在隐秘工作这一方面极为失败。

不光是华北方面表现不佳，35年11月汪兆铭遇刺，又有力行社中人牵涉其中。“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入了力行社，并出任力行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兆铭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老蒋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力行社书记酆悌牵涉其中。案发后，老蒋免去了酆悌职务。

老蒋干预、制衡力行社的举动，终于有了出乎其意料的收获。凭借的权谋，老蒋竟生生将一把利刃磨钝，把一副好牌给打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