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人民军这通评论，为国人对当局不满的情绪中又增添了点新料。有识之士觉得这篇评论中，将眼下现实用以攻击当局，并非那种上来就乱扣帽子的指责，说的确实有道理。而识字不多，弄不清楚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普通民众，却从一些青年学生和一些出入茶馆、酒店的人口中得知，汪兆铭、蒋中正、何应钦都是受过日本人培养的，是来祸害中国的。这下，似乎从九?一八以来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以及连番败仗都找到了解释的理由。

自古以来，国人对小道消息的兴趣就比官方声明浓郁得多，特别是汪、蒋、何三人还确实在日本留学过，以前又确实对日本抱有好感，这就使得传言更有了根据。甚至有不少人将南京当局的要员们与《说岳》中的秦桧相比。

在一些茶馆、酒楼中，以及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民众间这样的小声对话：

“听说没？最高当局那几人都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汉奸”

“嗯和秦桧一样，去了趟外国，后净干祸国殃民的坏事秦桧让皇帝连发12道金牌把岳爷爷追，还把岳爷爷害死了。最高当局从九?一八就一直宣扬‘不抵抗’，把在上海抗战的19路军调走，这和秦桧简直是一样一样的。”

……

民众间的传言以及时下报刊上的评论，南京当局不是不，可除中央社发布了几个御用文人所写的几篇抨击西北“民匪”作乱的文章外，南京当局实在是杜绝不了悠悠众口。何况，《塘沽协定》签署后，北边的局势暂且稳定下来，南京当局的注意力现在已经转移到第五次对中共力量的围剿上，也没有过多精力顾及其他。

其实，早在长城抗战激战的时候，老蒋就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围剿中共苏区。在4月11日，老蒋在南昌纪念周讲演时，明确表示攘外必先安内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严予处罚”

5月份，老蒋不等长城抗战结束，便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意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老蒋是下了狠心。在《塘沽协定》签署，北边局势缓解后，老蒋前后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其中，准备直接用于进攻中共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虽然西北电台发布的评论，除生了一阵闷气外，心中也打定了主意：北边等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就调集兵力解决盘踞在甘、宁、青诸省的“民匪”

老蒋的打算，赵振中等人自不知晓。在中日停战后，赵振中除了处理两个根据地以及外海重大事项外，便思量着今后北方的局势。在《塘沽协定》被披露出来后，他更是盯着地图仔细分析。

在以前世界中，赵振中早就《塘沽协定》，但他对协定的具体内容并未多加关注。在那艘舰艇上的图书馆重新启用后，赵振中曾仔细查找过有关内容。一查之后，他真吃惊不小：没想到局势竟如此恶劣而现在，当《塘沽协定》披露出来后，赵振中对着地图，依然叹息。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不但要撤离冀东22县，还要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以后不得越过该线，但日军却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这就给日军随时发动攻击提供了机会。此外，冀东22县可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但这些警察，“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从地图上看，通县县城距离北平市区的天安门一带只有20多公里，即便从中国驻军控制的运河西岸开始算，到北平市区的距离也不过30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样的距离，只要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以装甲突击，半个多小时就能冲到北平城下加上天津日租界里本来就驻有日军，可以说，整个平津一带已经彻底袒露在日军的面前

而相应的，平津、平绥两条铁路也处于日军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两条铁路，距离日军最近的是天津附近的路段，与日租界里的日军相距只有几公里。另外，从天津到延庆，铁路线东侧距离日军控制范围也就几十公里，同样面临着日军的严重威胁。

看着在地图上标明的平津一带中、日双方的形势，赵振中无语叹息。这才是刚开始，等再过一两年，日军得寸进尺谋算华北的时候，形势会更加恶劣，甚至日军提早向平津一带发动攻击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加快向西北的物资输送，是时候对铁路运输进行调整了。

到33年夏天之前，天津到保德之间，华美公司一共有6列货车在运行。其中，每天早、晚在天津、保德两地各有一列货车开出，另外两列则处于备用状态。在这6辆机车中，只有两辆是柴油内燃机车，其他4辆都是烧煤的蒸汽机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