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想遣散张宗昌的队伍，一是因为张宗昌的军队成立较晚，匪性未除，甚至让张作霖这样的老土匪也看不惯，其部纪律的败坏程度也就可见一斑。另外，张作霖痛恨种大烟，而张宗昌所部因为军饷缺乏，正是通过种植烟土作为筹集军饷的主要手段。再加上杨宇霆也反对张宗昌这伙溃兵、土匪，欲除之而后快。张作霖在演习前说出那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只不过，张宗昌所部尽为亡命之徒，其部在演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悍不畏死的作风和较为强悍的战斗力又让张作霖打消了将及遣散的想法。

在这次派遣兵力进入江苏、安徽境内与孙传芳所指挥的联军作战时，张宗昌所部行经之处，打架斗殴、强行买卖、拦路抢劫、入室行窃、调戏乃至奸污妇女等种种恶行，时有发生。

兖州镇守使张培荣部下中就不乏因自己家人受到张宗昌所部士兵的祸害而请求其主持公道者。张培荣出面与作恶的白俄军交涉，却惹了一肚子气回去。眼见张宗昌大军过境，张培荣惹不起，只好安抚部下，让他们暂且忍耐。

当张培荣得知前方大军战败，自己曾经的老上司施从滨战败被俘给孙传芳杀害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兔死狐悲的感伤，却也有些轻松。原因很简单，那些军纪最为败坏的老毛子这次连同铁甲列车在内可说是全军覆没，加上又打了败仗，这回这帮兵痞应该不会有脸再弄出大军出征时那种军纪败坏的情景了吧？

结果却让张培荣更为难堪。这次虽然没有老毛子肆虐，可那些出身于关外土匪的败兵们竟比上次过境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还理直气壮的声称什么“打了胜仗抢对方的，打了败仗自然要抢自己人的”，差点没把张培荣鼻子给气歪了。

也正是因为张宗昌所部纪律败坏，在途经兖州一带时大肆抢掠，使得其后张培荣在下一次大战中，反戈一击，率部宣告讨奉。

同样不满张宗昌所部军纪败坏，肆虐地方的还有驻扎在大运河附近方振武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所部。

方振武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l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失败下野后，方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

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是张宗昌队伍中的另类。为了控制方振武这支队伍，张宗昌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歧视、排挤，自视是张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方振武则更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兵痞作风。

这次见到张宗昌所部途经之处鸡犬不宁、一片被兵痞肆虐后的惨状后，再加上平日里受到张宗昌嫡系匪部的排挤、掣肘，方振武憋了一肚子的怨气、火气，他公开对苏致臣、阮玄武、郑植等几个心腹将领说道：“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先生多年，今天却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他娘的无法忍受下去。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张宗昌身为山东人却纵容那些从关外来的土匪、兵痞如此祸害，实在是半分乡土情谊也无啊。”

其部下的苏致臣等人劝道：“师座，现在我们四围都是张宗昌的匪兵，可不是轻举妄动的时候，还是暂且忍耐些时日，等有机会再说吧。”

方振武默然，一肚子的愤懑也只好暂且按捺下去，心中却已经存了找到时机脱离张宗昌所部的念头。

身在石桥一带忙碌工厂生产以及民众救助、新人训练的赵振中虽然知道张宗昌所部军纪败坏，却也没想到竟然是如此恶劣。

张宗昌部下中除了第五师等原来山东部队以外，其他的队伍中许多是其从关外和山东各地招收的大小土匪。本来就匪性未去，加上这次战败没有在南面捞到好处，这些溃兵们便在返回到山东内地的路途中变本加厉的肆虐起来，所过之处简直如同蝗虫过境。

在得到侦察人员传回来张宗昌所部在新泰、莱芜、蒙阴等地进行的掳掠、烧、杀、奸污妇女等禽兽行为的消息之后，赵振中一边命令几个连队严密警戒，防止小股溃兵进入自己队伍的活动区域之内，一边派出小股兵力到莱芜、新泰、蒙阴等地收留因灾害、兵祸、匪祸而沦为孤儿的众多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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