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中的农家摆酒席，需设一位帐房先生，帮助管理酒席中的各项事务。村民称帐房先生为“管局先生”。他要做的事情可多了：根据他安排的用餐人数，确定每餐的用餐桌数；帮助登记，亲戚朋友送来的礼品与红包；安排各项事务的人员。由于，有这样一位帐房先生在打理着，从而使酒席的场面，有序地进行着。

在确定了，各项人员的分工之后，帐房先生还会用张红纸，把安排以后的人员名单，写在这张红纸中，张贴在帐房的墙壁上。这样分工就明确了。这张分工单，记录的很仔细，橱师人员、洗碗人员、洗菜人员、招待客人的人员等，都有明确的指定，他们中的具体人员姓名，都记录在红纸上。看了就知道，各位人员的具体分工。

叶松南姐夫家请到的，这位帐房先生是村中的会计。平常，村民称他为叶会计。他帮助着，管理结婚时的一切事务。这位叶会计，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眼睛上戴着一副老花镜，由于眼镜使用年限较长，眼镜戴着时，看起来都要往下掉的样子。由于眼镜的原因，他看东西总是低着头，眼睛往上瞟着看，动作极为有特点。

他写字的动作很慢，眼睛瞄着纸，一笔一划的写着，写起来的字体颇为漂亮。在村中，他也算得上是一位，能拿笔写点东西的人了。

叶会计的帐房，设在新郎家的客厅之中，在一条方桌上，放着红纸、胶水、帐册、茶杯、香烟、毛笔、墨水、算盘等东西。桌子的边上，还摆放着一盆炒熟的南瓜子。帐房先生喝口茶、吸根烟，没有人上门送礼时，坐着与客人们聊聊天，时不时地还会拿来南瓜子，嗑上几粒，看起来极为闲逸。

在聊天聊得高兴时，他突然想到什么，急忙锁上存放红包的抽屉，站起身子想往房屋外走去，这时，方兴田的母亲从门外走了进来。帐房先生看到后，急忙说道：“曾老师，你好，今天你怎么也有空来坐一下啊，有事情吗？”

其实，帐房先生心里明白，会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要送礼品来的。但他总是不明说着，先装着不知情的问上一句。村中的人，平时还常会议论他，说他说话“奸诈”。说他是会算帐的人，肚子里的肠子就是多，常会说上几句怪话来。有时，也有人说他说话很刻薄，按村民的方言话来说，就是说话很“扒角”。但他的为人并不坏，谁家请他都愿意帮助。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缺点，还以为自个有点小聪明。

“是新郎家，请我晚上来喝喜酒。现在有空，我就先把红包给送来，怕到时酒都喝过了，可把这红包给忘记了。”方兴田的母亲笑着说道。

“好的，好的，你先坐下来等一下，我先去上个厕，马上就来。”说着，帐房先生就往房屋外走去。

过了不多时，帐房先生就回来了。他一走进房门，就笑着对方兴田的母亲说道：“曾老师，让你久等了，真不好意思。要喝茶吗？给你来杯开水吧？”

“不用了，我还很忙，把红包做了就得回去，学校里头还有许多，学生的作业等着批改呢！”方兴田的母亲笑着说道。

“哦，那我就先把你的红包收来再说，本来，我还想去办点别的事情。”帐房先生客气地说着，他还装着要去办事，卖了个关子，想做个人情。

“现在大伙做红包，大概要包多少钱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村中喝过喜酒，这行情都不知道了。”方兴田的母亲问道。

“这可说不准，有多有少的，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定了，经济好些就多包一点，如经济有困难，就少包一些。没个定数的，由大伙自个看着办。”帐房先生笑着说道。

方兴田的母亲，从桌子上拿来一张红纸，手中拿着两元钱，准备去包红包了。她还说道：“那我就包两元钱吧？我想这样也过得了门了？”

帐房先生举起右手，摇了摇，轻声地对方兴田的母亲说道：“曾老师，不用这么多的，他们家的两个舅舅，也才是包了三元钱，你哪要包得这么多啊？村里有很多人家做红包，也就是包上几角钱。这是上帐东西，不用包的太大的，红包做大了反而不好，会把人家舅舅没了脸面的。”他在说话时，还不时的往门口方向看着，只怕说的话被别人听到。

当时，普通工薪层的工资，也就是三十多元钱。方兴田的母亲工龄长，工资还算高的，但也还达不到四十元。平常到工地做小工，每天的工资也才是八角钱。所以，管局先生说得也不错，包上两元钱的红包是大了点。但方兴田的母亲认为，新郎官是她的学生，总要包个大一点的红包。

“我不懂村中的风俗习惯，你管局的人都这样说了，那我就照你说的来做红包吧！我就包上一元钱吧。”说着，她收起了一元钱，而把另外的一元钱，放在红纸上包了起来。并在红纸上写了个名字。帐房先生看了之后，笑着对方兴田的母亲说道：“曾老师，这红包按村中习惯，还得写上两个字。”

方兴田的母亲笑着问道：“还要写上什么字啊？我以前做包时，都是这样写个名字就行了的。”